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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棄生早年照 （ 鹿港民俗文物館提供 ）鹿港人，譜名攀柱，學名一枝，字月樵，號棄夫。臺灣割讓後，改名繻，字棄生，乃取《漢書．終君傳》「棄繻生」，以示其志及不忘祖國之意。祖父至忠，約於嘉慶年間由福建泉州府南安縣渡海來臺，初居彰化東螺堡﹙今北斗﹚，以首飾手藝為生。父江霖，因避戴潮春事件，流離轉徙遷至彰化城，後來定居於鹿港；母張哮，育有4子2女，但長子及三子均早殤，他排行最末。^[註1]

自幼博覽群籍，少習制義，於白沙書院就學時，常被山長及地方考官評為超等一名，獲得「膏火」^[註2]，不僅充當學費，還有餘錢接濟孤寡。光緒15年（1889），赴臺南府城參加考試，受知府羅大佑之賞識，得以案首入泮。其學術涵養湛深，並精通地輿之學，一方面受教於書院，一方面公開傳授漢學，於鹿港及北投﹙今草屯鎮北投里﹚登瀛書院開課授徒。曾於光绪15年、17年、19年、20年四次赴福州參加鄉試，但皆未中第，因此自我慨歎：「登第難若登天，不道歸家亦難若登天。」此段際遇，大抵可窺知其於日治時期放棄科舉，特立獨行、不問世事的脈絡。^[註3]

乙未割臺後，與施仁思、許肇清、蔡壽星等人（以上另有傳）被任命為中路「籌餉局」委員。事敗後，乃遁世隱身，閉門不出，絕意仕進，亦不媚日人，潛心著述；^[註4]30多年來，非親友或門人不肯接見。此外，堅持不剪辮，且拒著洋服，後來在日吏逼迫下，強剪其辮，自此披散長髮，身著寬博大掛，手搖蒲扇，從容過市，以遺民自居。^[註5]因此《臺灣省通志稿．人物志》將他的事蹟列入〈特行篇〉，與姜紹祖、徐驤、吳彭年、羅福星等人的武裝抗日並列，特別著眼其以言行反抗異族之統治。^[註6]

其作品造詣極高，於古文、駢文、古詩、近體皆有獨到之處。歷年來被評詩者推崇為「臺灣詩史」，稱讚其詩反映時局，如對清代劉銘傳新政的批判，以及對生民的同情與關懷。在日治之後，身逢變亂，作品愈加呈現沉鬱悲壯之聲，查諸戰紀皆記實事，兼寓抑揚褒貶，使後世讀者欲考究必有蹤跡可尋。據其次子洪炎秋（另有傳）於《寄鶴齋詩話．弁言》所云：「從三百篇、楚辭、漢、魏、六朝以至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詩文皆有所列，先為總述，後為分述，可作文學史讀。」可見其作品在詩史之外，又具文學評論的性質。^[註7]

又曾與許夢青（另有傳）、施梅樵（另有傳）等人共組「鹿苑吟社」，以互通聲氣。後雖未再加入其他詩社，但他的詩才與氣節，仍受詩壇所推崇，故櫟社延之為上賓，大冶吟社聘之為顧問，而連雅堂所編《臺灣詩薈》作品選中，以其所佔份量最多，才氣之高，亦足與連雅堂、丘逢甲、胡南溟等臺灣諸詩家相頡頏。^[註8]而他嘗於鹿港授學，如許文葵、葉熊祈、許逸漁（以上另有傳）、蔡子昭皆為得意門生，在鹿港詩壇雄據一方。

大正11年（1922），在其子炎秋陪同下，親歷中國，遊玩半年，其作品《八州詩草》與《八州遊記》，即以史詩及歷史考證的方式介紹所見所聞，反映出臺灣傳統文人在遭遇家國之變、履試不第等挫折後，踏上祖國的情感。^[註9]昭和2年（1927），長子棪材任職彰化同志信用組合書記，和社中同事夥同虧空公款5、6萬圓，因而走避福建。他為棪材償還虧款，甚至遭日警藉機逮捕入獄，因鬱悶悲憤，致使病情加重，出獄不久後，卒於昭和4年，享年63歲。著作計有《寄鶴齋詩文集》兩部、《寄鶴齋詩話》、《寄鶴齋尺牘》、《時勢三字編》、《八州遊記》、《遊華詩草》，以及中西、中英、中東、臺灣等四部戰紀。

元配丁聘治（鵬生），為鹿港郊商丁協源後代、丁端恕次女、進士丁醴澄（另有傳）姪女，雙方結縭於光緒15年（1889），可謂門當戶對。^[註10]其有4子3女，由於他堅拒日人，拒講日語，因此不准子女進入日人所辦學校就讀，親自教導古詩文，奠定子女紮實的漢學基礎。長子棪材，從商，死於二戰期間；次子炎秋，本名槱、棪楸，曾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，並當選立法委員，於戰後初期創辦《國語日報》；三子棪梓早殤；四子遙孚，曾任職臺中縣政府科員、彰化縣議會書記，亦深富文采。^[註11]

〔李昭容〕